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的創制與完善

時間:2018-07-04 10:25:00作者:蔣永良新聞來源:《人民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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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永良*

  *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證據制度的健全與完善是司法公正的基石。目前,我國尚沒有統一的刑事證據法,刑事訴訟領域的證據規范散見于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中,系統化程度不高,對證據收集審查的指引作用難以充分發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要“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適應各類案件特點的證據收集指引”。最高人民檢察院也指出,依法制定刑事訴訟各階段的基本證據標準指引,以此規范偵查、起訴、審判活動,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務。因此,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的創制與完善,對公安司法機關而言既有現實必要,也具重要價值。

  一、創制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的現實考量

  創制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就是要制定能夠全面落實證據規則的規范性文件,引導偵查人員遵循規范和科學的取證程序、步驟、方法開展偵查活動,引導審查人員客觀公正地審查證據,確保定案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定案證據體系達到法定證明標準。其現實考量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更加有效地保證案件質量。由于現行法律法規關于證據規則的規定較為原則和分散,一些辦案人員往往對需要收集哪些證據、如何收集證據、證明標準如何把握、證據缺陷如何處理等問題認識不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辦案質量。制定證據收集審查指引,可以指導偵查人員圍繞案件事實全面收集、固定和移送證據,提示辦案人員客觀公正地審查、判斷、運用證據,為準確查明犯罪事實,正確適用法律打下堅實基礎。

  (二)更加有效地防范冤假錯案。縱觀近年來我國發生的多起冤假錯案,大多存在違背證據規則收集、審查證據的問題。如非法取證,隱匿、毀棄證據,甚至人為制造證據;對案件中無法解釋的矛盾和疑點不作深入調查和排除,錯誤認定印證關系,錯誤認定案件事實等等。制定證據收集審查指引,有利于引導辦案人員強化證據意識,落實證明標準,及時發現案件疑點和證據缺陷,防止不具有證據資格的證據材料進入訴訟程序,對達不到證明標準的案件終止訴訟,從而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發生。

  (三)更加有效地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宗旨在于“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但是司法實踐中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法治原則有時并沒有得到完全落實,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法取證行為仍有發生。制定證據收集審查指引,將可能對被告人合法權益產生影響的實體性事實和程序性事實作為司法證明的對象,向辦案人員作出提示,明確偵查機關的取證義務,細化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提示裁判者自由裁量的邊界,有利于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要求,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創制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的現實基礎

  制定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有無現實基礎,主要取決于刑事訴訟領域的證據規則是否全面,刑事證明模式是否為指引證據收集審查活動提供了基礎。

  (一)我國刑事證據規則涵蓋了證據收集和審查的各個方面。刑事證據規則是約束刑事訴訟的取證、舉證、質證和認證等活動的規則,以及規范證明程序的規則。近年來,我國立法、司法機關通過立法和創建一系列規范性文件,使刑事證據規范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從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證據規定”)頒布實施到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再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出臺,證據裁判原則得以確立,刑事證據方面的立法開始呈現一種體系化的樣態。如“兩個證據規定”改變了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缺乏統一集中的證據規范的狀況。《意見》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從落實證據裁判原則的角度對刑事證據規則進一步豐富。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稱量、取樣和送檢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分別針對特定證據種類、特定犯罪類型的證據收集、審查程序進行規范,促進了我國證據規范的實踐轉化。上述散見于相關法律、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中的刑事證據規范既包括證據能力規定,也包含證明力規定,基本涵蓋了證據收集和審查的各個方面。這些證據規則能夠成為制定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的依據。

  (二)刑事證明模式為指引證據收集審查活動提供了基礎。近年來,我國學界圍繞刑事證明模式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雖然有不同觀點,甚至一些觀點迥異。但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基本認可當前刑事證明活動遵循的是“印證式證明模式”,這與“孤證不能定案”的原則相契合,印證式證明模式要求對犯罪事實的認定,不能僅僅憑借孤立存在的證據來作出判斷,而必須借助于兩個以上有“獨立信息源”的證據。印證式的證明模式有利于增強證據體系的客觀性和抗干擾性,克服司法擅斷,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對于印證式證明模式,最高司法機關也持肯定態度。如《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多處運用證據印證規則指導死刑案件證據的審查判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多處使用了證據印證規則。印證式的證明模式,使得證據的審查活動在不同訴訟階段、不同訴訟層級可以重復進行,也使得證據審查結論具有可預測性,為辦案機關提供了收集、審查證據的方向指引。遵循和吸納已有的、科學的證據印證規則,有利于制定出可操作性強、指導效果好的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當然,司法實踐中運用印證式證明模式時,也需要注意克服形式主義傾向,防止忽視證據資格的審查,將非法證據納入定案證據體系,依據“假象印證”定案而導致冤假錯案。

  (三)國外經驗表明制定證據收集審查指引切實可行。雖然國外很難見到直接以“證據收集指引”或“偵查取證指引”“證據審查指引”等命名的規范或制度,但圍繞刑事證據的收集、審查、運用所形成的證據規則卻十分豐富。這一點在英美法系國家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們大都有相對獨立的證據法。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都有統一的證據法典。英國雖沒有統一的證據法典,但歷史上也先后制定過多部有關證據的單行法規,如1898年刑事證據法和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另有相當多的證據制度和規則散見于其他法律規范中。這些證據法表現形式、效力層次有所不同;證據規則與授權性規定、司法程序規范往往間雜地規定在一起。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由一部原法和若干實施細則共同組成,詳細列舉了警察在刑事偵查活動中的各項權力,賦予了犯罪嫌疑人各種權利;同時規定了每一項警察權力行使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及其涉及的證據規則。這種將對警察的授權性規定、取證的操作規范以及相關的證據規則規定在一起的做法,固然有過于龐雜的缺點,但確實具有很強的指引作用,有利于讓偵查主體比較直觀地認識到規范取證與證據能力的關系,以及不依法取證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其體例和形式對于我們制定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三、創制刑事證據收集審查指引的實踐探索

  ......

  更多內容詳見2018年《人民檢察》第11期,或關注人民檢察雜志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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